2015.4丨柏悦：《“兰普莱希特争论”初探》

1909年的兰普莱希特

 外国史学 

“兰普莱希特争论”初探

柏   悦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

摘   要：19世纪末，围绕着兰普莱希特著多卷本《德意志史》及其文化史观，德国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结果不仅兰普莱希特本人身败名裂，他所倡导的史学革新也备受阻挠。兰普莱希特著作和理论的缺陷、他对兰克史学和政治的历史编纂的批判否定，是引发争论的最主要原因。而争论的“半途而废”和传统史学的重新巩固也与兰普莱希特的妥协让步有密切关系。兰普莱希特在争论中的明显失败，对于德国史学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教训十分深刻。

关键词：兰普莱希特；文化史编纂；史学争论

“兰普莱希特争论”（Lamprechtstreit）是19世纪末在德国史学界发生的一场重大史学争论。争论是由莱比锡大学历史学教授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年）著12卷本《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前5卷的编纂和出版引起的。所涉及的问题不只是历史编纂，还包括历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因此也被称作“方法之争”（Methodenstreit）。面对众多职业史学家的质疑诘难，兰普莱希特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孤军奋战;尽管受到大批普通读者和外国学者的追捧，但却“没有将德国的历史研究引上新的途径”。兰普莱希特争论的发生恰逢社会史和文化史蓬勃兴起之际，而兰普莱希特在争论中的明显失败，对于德国史学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教训十分深刻，有必要予以深入研究和认真检讨。

本文试在广泛参考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原始资料，对这一史学争论进行较全面的系统梳理，着力厘清其产生的原因、发展进程和各方观点，深入剖析其学术和政治含义、结果和影响。

兰普莱希特是一位富有创新意识的历史学家，他不满于当时在德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兰克史学”和政治的历史编纂，积极倡导文化史研究，并在1891—1895年间，以每年一卷的速度，连续出版了《德意志史》1—5卷。按照出版社的新书发行辞，作者想做一次“认真尝试，揭示德意志历史内部物质的和精神的发展力量的相互作用，证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全面发展是有统一的根基并且呈现出若干进步阶段的”。在这里，兰普莱希特所关注的不是国家和国务要员等个体的历史，而是德意志民族群体的历史，采用的写作方法也不是平铺直叙的描述，而是对因果关系的阐释分析。他综合经济、政治、道德和艺术等诸多因素，从总体史角度出发，把德国历史当作一个分阶段、合乎规律地逐步发展的进程来论述。

该书甫一问世，便在国内外受到普遍关注。许多爱好历史的普通读者，特别是一些中小学教师深表欢迎，争相购买，以至于其第1卷在1894年就出版了第2版。不少人赞誉该书的写作和出版是一个重大“突破”，兰普莱希特本人更是踌躇满志，自以为“开辟了一个科学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年）也在1894年就第1卷和第2卷发表长篇书评，肯定以兰普莱希特为代表的经济史学派在“资产阶级历史编纂中取得了重要的和有意义的进步”；该学派承认，无论在哪个历史时代，精神生活的内容都必须或多或少从物质的和社会的前提条件中导出，这就为科学的历史编纂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Deutsche Geschichte 书影

然而，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却齐声讨伐，并在他们所把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毁灭性”的批评意见。

明斯特大学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历史教授格奥尔格·冯·贝洛（Georg von Below，1858—1927年）率先发难。在对兰普莱希特著《德意志史》第1—3卷进行了严格审查后，贝洛于1893年在德国史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刊物《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上发表书评，指责这几卷书出版的太快，未经认真订正，存在着大量细节错误。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贝洛还在书评中用20多页的篇幅，将他指认的种种问题一一列举出来。

兰普莱希特素与贝洛不和，见此评论大为恼火，立即撰文进行反击。他指责贝洛惯于说谎，道德不纯。贝洛控告兰普莱希特进行人身攻击，以至于仲裁法庭介入调停。在兰普莱希特宣布收回自己的言论之后，仲裁法庭勒令双方保持沉默。

1893年，新任莱比锡大学历史教授的马克斯·莱曼（Max Lehmann，1845—1929年）发表题为“历史与自然科学”的就职演讲，强调意志自由和伟大人物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反对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转用于精神科学，声称兰普莱希特将国家和民族视同生物有机体的生物学类比是不正确的，其所言人的行为受制于状态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不仅如此，莱曼还极力排斥经济史研究，认为经济史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成果之一，兰普莱希特的著作有唯物主义嫌疑。

对于莱曼的指责，兰普莱希特也立即做出了反应。他指责莱曼是“极端个人主义者”，并在拒绝莱曼对他的唯物主义指控的基础上，强调历史运动是在个人与状态、自由与必然不间断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历史学家应当是状态史学家和个体史学家两者兼备，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立场观点同极端社会主义者的立场观点都是非科学的。

莱曼与兰普莱希特之间的交锋已经超出历史编纂范围而转向理论—方法论问题了，兰普莱希特争论由此开始成为“方法之争”。

对于自己的写作方法，兰普莱希特于1894年在《德意志史》第1卷第2版的前言中做了如下陈述：在自然科学中，单纯描述仅仅通过某些突出的个体特征相互区别开来的诸多现象的方法早已过时了，着眼于因果关系的发生学方法正在成长发展。与之相应，在历史研究中，主要的问题也不再是“事实真相如何”?而是“事实是怎样形成的”?历史科学虽然不是自然科学，也永远不会成为自然科学，但是，仅仅涉及事件表面现象的描述—描写方法已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历史学家必须超越旧时代，迎接新时代，用发生学方法替代描述方法，深入洞察历史关联，从不断变化的现象中发现和确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1895年，为祝贺莱茵大资本家和政治家古斯塔夫·梅维森（Gustav Mevissen，1815—1899年）80华诞，兰普莱希特写作了“艾尔佩尔的美好时光——经济、社会和宪政史范式”一文，除了描述艾尔佩尔的地方史、概述他的关于中世纪晚期社会多重发展力量相互作用的观点外，他还对法律史“拜物教”进行了批判，极力突出宪政史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的推动作用，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宪政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是由法律制度和机构所决定的观点。

在1895年发表的关于德意志—奥地利经济史家卡尔·冯·伊纳玛—施特恩埃格（Karl v. Inama-Sternegg，1843—1908年）著《10至12世纪德意志经济史》的书评中，兰普莱希特再次阐述了他的方法论要求，并对当时在德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史提出了严厉批判。在他看来，兰克及其追随者的“国家法—法学的历史编纂”忽视19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科技、经济与社会变迁，不仅立场观点极其片面，而且也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了，必须用一种全面的、能够对所有历史生活都做出恰当评价的“进化论的历史编纂”和经济—社会学的形态学方法取而代之。

面对兰普莱希特的对兰克史学的“攻击”，时任《历史杂志》的主编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年）深感有义务加以“阻止”。他在发表于1895年的纪念海因里希·冯·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的文章中，批评兰普莱希特盲从实证主义思想，把历史研究与当前的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借用文化史宣扬社会改革。

Friedrich Meinecke

明斯特大学讲师、天主教神学—教会史家海因里希·芬克（Heinrich Finke，1855—1938年）则在1896年出版小册子《兰普莱希特关于中世纪末期教会政治和教会状况的描写》，对兰普莱希特著《德意志史》第4卷中存在的细节错误进行了严格审查。他批评兰普莱希特缺乏宗教知识，根本不懂天主教的魅力。兰普莱希特只关注宗教衰落的经济基础，没有考虑到广大民众的思想，其社会—统计方法不适宜于研究宗教历史。兰普莱希特没有注明出处地引用了阿道夫·哈内克（AdolfHarneck）著《教义史》的内容，有愧于历史学家的职业道德。

柏林大学教授、“路德研究”专家马克斯·伦茨（Max Lenz，1850—1932年）则对兰普莱希特著《德意志史》第5卷，特别是其论述宗教改革前夕德意志社会和文化发展部分进行了审查，严厉驳斥了兰普莱希特所说的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二元论，认为兰普莱希特把当时在德意志城市和乡村普遍发生的改革刻画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做法是十分荒唐的。针对兰普莱希特对兰克的批评，伦茨辩解说，兰克原本是擅长应用发生学方法来论述历史问题的，他不仅关注“是什么”，而且也关注“形成”。兰普莱希特闭眼不见民族伟人的重要性，也没有把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与欧洲历史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考察，其视野和研究领域比兰克狭窄得多。

伦茨的学生菲利克斯·拉赫法尔（Felix Rachfahl，1867—1925年）也加入了反对兰普莱希特“大合唱”。他在1896年发表两篇书评，除了诟病兰普莱希特著《德意志史》中的一些“硬伤”外，还对其夸大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没有处理好类型与细节之间存在的矛盾、缺少内证和观念以及其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单向史观”等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

面对蜂涌而来的批评意见，兰普莱希特不得不在暂时放下《德意志史》一书的写作，转而研究18世纪中期以来历史科学的发展，力图从史学史中为自己的文化史编纂寻找依据。

1896年1月，兰普莱希特出版小册子《历史科学中的新旧流派》，把他的文化史观说成是与“陈旧的”兰克传统相对立的“现代的、真正科学的”历史编纂发展方向。他指责兰克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其历史观暗含形而上学成分，相信人类的发展是依循未知的法则而进行的。对于政治史，兰普莱希特评论说，政治史的核心就是个人史，而关于人物的历史，必然经常包含想象和虚构的成分，因为历史学家只能猜测他们的动机，不能保证自身的客观性。兰普莱希特还借鉴新心理学派的理论，强调心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但与以前各学派以个人心理来解说历史事件的做法不同，他把集体心理视为理解历史发展的关键，声称要想真正了解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世界，政治史、经济史抑或个人英雄史都无能为力，只有文化史堪胜此任。

这本小书再次引发激烈争论。先前曾经称赞过兰普莱希特的梅林，现在也批评兰普莱希特历史理论—方法论的不成熟和折中主义，认为他发出了回归唯心主义的信号。梅尼克则指出，理性主义—目的论方法是束缚人类精神的“童鞋”。兰克的观念学说和法学历史学派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它们完全摆脱了这一束缚。拉赫法尔虽然承认心理学的重要性，但继续坚持个体心理学方法。他还驳斥兰普莱希特将政治史与文化史区别开来的做法，声称“在国家历史中，社会史和文化史可以被整合成一个较高水平的统一体”，尼布尔的史料批判方法足以确保历史科学的科学性。

1896年9月11—14日，第4届德意志历史学家大会在因斯布鲁克召开。在此次会议上，由兰普莱希特争论引申出来的诸多问题也受到了与会者的密切关注。奥地利历史学家、因斯布鲁克大学教授鲁道夫·冯·斯卡拉（Rudolf von Scala，1860—1919年）发表演讲《历史编纂中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兰普莱希特毁誉参半。波恩大学教授、文化和经济史家埃伯哈德·戈泰因（Eberhard Gothein，1853—1923年）虽然抱怨兰克很少关注经济前提，但不赞成兰普莱希特全面否定的观点，而是主张扩充兰克史学思想。波恩大学历史教授莫里茨·里特尔（Moriz Ritter，1840—1923年）则试图在政治史与文化史之间进行调解。国民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历史学派代言人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1838—1917年）指责兰普莱希特片面强调经验及其对过分突出经济作用的实证主义世界观的依附。只有维也纳大学私人讲师、奥地利社会主义者鲁厄·莫里茨·哈特曼（Luo Moritz Hartmann）公开支持受到激烈反对的实证主义—唯物主义理论。

针对来自各方对于文化史的批评意见，兰普莱希特于1897年在《德意志历史科学杂志》上发表“什么是文化史?经验历史学刍议”一文，进一步论述了他的文化史观。在这里，他提出了集体主义力量与个人主义力量相对立的观点，宣称社会群体心理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心理学是历史科学的基础。仅仅依靠史料批判方法不足以发现历史真相，只有借助因果规律（也称作“理性因果方法”，或者说“集体主义方法”）才能将历史科学提升到与自然科学的科学概念相对应的科学的高度。

在这个时期，兰普莱希特在理论上最接近社会史（Sozialgeschichte），并因此受到库尔特·布莱西希（Kurt Breysig，1866—1940年）的大力支持。

布莱希曾师从特赖奇克和施莫勒，后来成为一位具有强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倾向的历史学家。他在《德国历史学刊》上发表文章，公开声援兰普莱希特，大力倡导“发展的历史学”，嗜谈大众现象和模式行为、因果关系和历史规律，要求对长时段发展链条上的相关事件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整体性。他还强调社会史的平等地位，甚至预言“未来几年大概会专属于社会史研究”。

《普鲁士档案》编辑、柏林大学私人讲师、社会史家和现代政治结构史先驱奥托·辛策（Otto Hintze，1861—1940年）则在1897年发表题为“关于历史观中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短评，以一种调解的语调倡议进行系统的比较并将阐释学方法与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要求“一种甚至是对抗兰克的进步”，以便把“历史科学建立在一种尽可能深入的社会心理研究的宽阔基础上”。辛策声称社会心理学考察方法是18世纪末以来历史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成就”，兰普莱希特的《德意志史》在这方面展现了一个显著的进步，他的原则基本正确，只是有些片面；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的截然对立，个人的个体行为也并非与集体主义事件完全不同。辛策还满意地指出，原本从世界观争论领域中产生的争论现在已经转移到心理学研究的“无风区”了。

兰普莱希特以此为契机，宣称“方法之争”出现了“转折”，新的历史科学流派取得了胜利，只有柏林的新兰克派还在负隅顽抗！但在实际上，这是对形势和他的对手的狂热斗志的错误估计。政治史家要求对历史科学的唯一代表权，继续进行的细节批评和道德批评。其他职业史学家也对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极表反对。芬克再次著书，阐述宗教史观与发生学历史观的对立，坚持认为兰普莱希特致力于引进“真正的唯物主义历史编纂”。拉赫法尔则撰文反对兰普莱希特的集体主义理论和历史规律说，指责兰普莱希特的体系是形而上学臆想，兰普莱希特所说的社会心理因素是“兰克观念学说的一个更新的和扭曲的版本”。

伦茨的另一位学生赫尔曼·昂肯（Hermann Oncken，1869—1945年）几乎逐字逐句对《德意志史》第5卷进行了检测，并于1897年在《普鲁士年鉴》上发表评论，不仅指责兰普莱希特急躁、草率的工作态度，还质疑兰普莱希特的学术声誉即诚实和正直，认为《德意志史》中那些长篇累牍的错误并非出于偶然或者一时的懈怠，也不是因为兰普莱希特扩大历史研究领域的后果，而是因为兰普莱希特的道德缺失。这一道德批判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几乎要将兰普莱希特置于死地。

1898年4月12—15日，第5届德意志历史学家大会在纽伦贝格召开。兰普莱希特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赫尔德以来德意志历史科学的发展”的演讲，一反当时流行的评价，对启蒙运动的文化史和普遍史思想（部分地对古典哲学）表示肯定，对19世纪的纯政治史学却大加诟病，认为它是有严重缺陷。兰普莱希特还把经济史、统计学和社会心理学统统说成是他的文化史“新流派”的重要预备阶段，声称他的理论是自赫尔德以来的德国历史编撰的集大成者。

这个讲话先是在1898年发表于《慕尼黑汇报》上，后来又在1899年发表于《社会》杂志上，既引起了多方面关注，又招致了激烈批评。《历史杂志》的主编梅尼克再次组织了反兰普莱希特战斗。格奥尔格·冯·贝洛在《历史杂志》上发表了长达81页的评论文章，除了继续批判兰普莱希特的历史编纂，还论述了方法论、历史哲学和世界观问题。贝洛历数兰普莱希特理论和方法的所有局限，指责其对兰克思想的不尊是一种狂妄自大的表现，其因果关系理论纯属臆想，经济原因的表述是教条化的，心理学观察具有片面性，文化时代概念是糟糕的哲学虚构，历史规律无法证明等等。兰普莱希特虽然想从史学史上寻找依据，但其知识十分贫乏。兰普莱希特的那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或许是为了迎合了德国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唯独与德国历史学的基础无法兼容。兰普莱希特发展的理论偏离了历史编纂传统，破坏了它的基本原则。贝洛还提出了著名的“斧头说”:“即便大树已经溃烂腐朽，但是它不会自行倒下，还是需要用斧头将其砍到，速战速决。”

兰普莱希特同样以长篇大论进行了回击，批评贝洛的文章是“一堆无意义的废话”。他也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历史学家不得不接受文化史，因为文化史是历史的基本认识，是历史原则的基础。历史学要想脚踏实地，就要意识到认识论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认识论已经支配了所有已然存在的事物的维度。

兰普莱希特的回复傲慢至极，因为他期望挑起对手的情绪以便让这场辩论继续下去，但其反对者大都觉得论战已经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了，遂不再参与了。兰普莱希特却不甘罢休，不仅继续宣扬自己的史学理论，如1900年发表小册子《文化史方法》，1904—1905年在美国发表关于近代历史科学的演讲“什么是历史？现代科学历史的五堂讲座”等，而且还从1904年起，义无反顾地撰写《德意志史》第6—12卷出版，并以略述对政治历史家的挑战作为全书的结尾。但对于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来说，在贝洛的批判文章发表之后，严肃的讨论便已经结束了。对于兰普莱希特后来的理论著作和他的后几卷《德意志史》，他们不再关心，更不发表意见了。

学术争论是活跃学术气氛、促进科学繁荣的重要一环，也是判别“真科学”、“赝科学”、“伪科学”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国际公认的学术判断与评价的公正方式。通过心平气和的沟通交流，谦虚坦荡的切磋协商，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学者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达成某种共识。但在兰普莱希特争论中，兰普莱希特的反对者从一开始就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他们对兰普莱希特的历史编纂和历史理论—方法论决不让步，力图通过彻底的否定和毁灭性的打击，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至于争论产生的原因，首先兰普莱希特著作和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难咎其责。兰普莱希特拥有相当开放的意识和快速理解的天赋，记忆力超群，谙习多种语言，并且是个写作快手，但其虚荣心很重，固执自负，急欲成名。恰恰因为过于仓促，兰普莱希特写作的《德意志史》充斥着大量纰漏和硬伤，例如史实考证不认真、概念不清晰、概括不全面，东拼西凑，甚至有抄袭他人著作和剽窃他人观点之嫌等等。

兰普莱希特也主要是一位经验史家，在理论—方法论方面未经过专门训练。他是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历史理论准备的情况下，从事文化史写作的;他对经济社会因素的重要性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对历史资料的经验性审视中自发地获得的。直到莱曼和拉赫法尔提出一些涉及基本原则的批评意见后，兰普莱希特才开始进行理论—方法论建设，但因仓促应战，他的一些观点很不成熟，基本上只是罗列了一系列思想，并没有对出自不同体系的文化—人类发展理论进行严格甄别和系统化处理，不仅存在着很多术语混乱，还有大量重点转移和自相矛盾之处。

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问题的存在，兰普莱希特的著作和理论遭到了一向以“批判、精确和深入”为准则，强调甚至是崇拜细节的德国职业历史学家的坚决反对。而自负好斗的兰普莱希特最初也不甘示弱，极力为自己辩护，致使争论一度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变论战为“论骂”，人身攻击和意气之争自不能免。

因为最激烈的反对者贝洛、伦茨、莱曼和格哈德·西利格尔（Gerhard Seeliger）等人与兰普莱希特都有过节，所以也不能排除个人恩怨在争论中发挥的作用。例如兰普莱希特与贝洛：他们原为大学同学，贝洛还曾得到过兰普莱希特的很大帮助。但在1885—1886年兰普莱希特出版《中世纪德国经济生活》一书后，贝洛却写书评予以诋毁，这就使得兰普莱希特大为不满，曾在私下向大学同学哈利·布雷斯劳（Harry Bresslau）抱怨贝洛向他投掷“马粪”。后来他又在《德意志文学报》上撰文，对贝洛的学生H.魏斯（H. Weis）著博士论文《中世纪特利尔选侯邦正式的国家直接税》横加指责，并批评贝洛是一位“平庸教条、缺乏历史思想的学者”。由此可见，贝洛与兰普莱希特的积怨可谓深矣，这一点不能不对他们后来的态度产生影响。

《中世纪德国经济生活》书影

兰普莱希特与伦茨也有过节。兰普莱希特曾在伦茨就任柏林大学教职一事上作梗，致使伦茨怀恨在心，自然就与兰普莱希特对立了起来。另外，伦茨早就有编纂文化史的计划，但此计划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实现。对于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鸿篇巨制，他心怀妒忌，千方百计找茬诋毁。兰普莱希特与其莱比锡大学的历史学家同事莱曼和西利格尔也极难相处;莱曼私下里指责兰普莱希特是个“大骗子”，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专栏作家”，西利格尔则串通本系其他同事排斥兰普莱希特的影响。

然而，对兰普莱希特争论这样一场规模巨大、持续时间很长的重大史学争论，仅仅从上述两个方面来解释其产生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这一争论的爆发也是与德国职业历史学家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维护政治和国家的优先地位、巩固现行政治制度和统治制度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

众所周知，自19世20年代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年）将历史研究专业化和职业化以来，以发掘利用原始资料、考证辨伪和客观叙述见长的兰克史学便在德国史学界独占鳌头，甚至成为德国乃至西方传统史学的代名词。它也因其政治保守主义而受到普鲁士国家官方的惠顾，成为官方御用史学，受到大力支持和资助。

19世纪60年代，随着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年）国家统一政策的开始实施，以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年）、海因里希·冯·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年）和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年）为主要代表的“普鲁士—小德意志”学派迅速兴起。该学派虽然背离兰克“客观主义”的历史编撰原则，公开宣扬历史学的政治功用，主张“科学与政治的两栖”，但却坚定不移地维护政治史的权威地位，甚至将政治史编纂发挥到了极致，把历史著作几乎完全写成政治教科书。他们也以历史编纂为现实政治和“国家需要”服务，自觉地承担了为霍亨索伦王朝效劳、论证普鲁士统一德国这一政治使命的任务，为俾斯麦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传统史学已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新世界，其“个体论”、“描述法”和片面的政治史编纂的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由于轻视经济力量的压力，忽略民众生活和社会运动，蛰居象牙之塔的学院派史学家根本无力回答现实问题。而研究领域狭窄，选题狭小，史料搜集片面，考证繁琐，写作方法单一，理论指导和理论概括欠缺也使得专业史学家写作的历史著作枯燥乏味，既不能引起普通读者的共鸣，也得不到大学生的同情；大学生中选修历史课程的人急剧减少。尽管政府提供了大量物质支持，大学生们对历史科学的兴趣依然低迷不振。在波恩大学，历史系正教授有4个，学历史的学生却只有10个。

与之相反，以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年）和英国的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年）等人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也不断扩大，经济史、社会史风靡一时，文化史、艺术史、风俗史或思想史也重新活跃起来，质疑传统的历史观、否定国家绝对实力地位和伟大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重视群体力量和集体现象、主张扩大史学研究范围、运用理论于历史研究、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革新运动普遍兴起，不仅危及了德国传统史学的合法性，也触动了德国职业史学家的利益，动摇了当时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根基。

在这种形势下，职业历史学家深感恐慌，极力抵制。作为在德国史学界和大学中已获得固定的历史学教授席位的历史学家，他们大都只从国家角度思考问题，并且有意识地将国家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他们也拥有诸如《历史杂志》等核心刊物，自认为是“真正的历史学职业”的守护者。尽管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绝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都对1870—1871年以来的德国发展的正当性深信不疑，对德国在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中的特殊贡献大加赞扬，认为在“特殊的”德国文化中蕴涵着有益于全人类的无穷力量，德国国家有能力进行领导，通过一种家长制的社会改革政策来达成经济上的公正。他们虽然看到在诸多德国历史编纂中存在的“实验室气息”，也试图改变个人在故纸堆中扒梳史料的“手工业方法”，较多地注意到了包括经济和社会在内的多方面问题及其发展前景，但却不赞成“照搬自然科学模式的”、有宣传民主思想嫌疑的实证主义理论，更反对马克思主义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党派偏见”的史学思想。

一部分职业历史学家则掀起了一股“兰克复兴”（Ranke renaissance）运动，呼吁重新返回到兰克史学的客观主义理想，捍卫精确的语言学批判方法，谨遵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路数，强调杰出人物在历史中的重要性，突出政治和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的优先地位，相信“伟大人物”拥有创造历史的精神魔力，认为国家争取权力的斗争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且它本身就是目的3。他们也坚持出自浪漫主义—唯心主义时代的历史主义（Historismus），拥护狄尔泰（Dilthy）、文德尔班（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Rickert）等哲学家将精神科学（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的主张，高唱“人类精神生活的独特性”，极力树立史学独立的方法逻辑，突出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和历史研究方法的自律性。

对兰普莱希特以经济和社会为导向的文化史研究和编纂，这些职业历史学家也十分敏感，认为它代表了西方实证主义对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攻击，担心这种文化史的发展将趋近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社会主义史学，将对当时的历史意识造成巨大危害，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坏。由此可见，德国职业历史学家对兰普莱希特史学革新的反对不仅仅是针对其细节错误，也不仅仅出于个人恩怨，它更多的是德意志历史主义传统与西方实证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对抗，是德意志帝国保守主义与西方民主政治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抗。

兰普莱希特争论可谓一场“被中止的”学术和意识形态论战。因为主观意志强烈、感情偏激冲动，参与争论者并无真诚对话的意识和态度，也未营造一个良好的对话氛围，更没有达成共识。尽管兰普莱希特自视为“胜利者”，赢得了大量普通读者和中小学教师的追捧，也得到了德国以外的许多史学家的认可，但在德国职业史学家圈内，他却是名声扫地，沦为了“边缘人物”，受到业内同行莫大的敌视和孤立。就是在他任教的莱比锡大学中，兰普莱希特的影响力也大打折扣了。作为大学教授，他有权享受公务员法的保护，但在哲学系，他的影响被其反对者剪除，在诸多重要事务上，他的意见经常遭到忽略。

相反，职业历史学家却通过争论，有力地回击了文化史的进攻，成功地捍卫了兰克史学的主要原则，巩固了政治史编纂在德国史学界的主导地位。新史学或夭折，或融入到地下潮流之中，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只能在地方史和区域史等非主流学术领域中缓慢发展。

毫无疑问，职业史学家力量强大和新学派的势单力薄是导致兰普莱希特在争论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德国，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经过几代人的构建，已有充分的发展，根深蒂固，难以动摇。兰普莱希特的挑战促使德国大多数学院派历史学家建立起一个与之对立的广泛的联盟，并拥有《历史杂志》等最核心的学术刊物和诸如贝洛、拉赫法尔和梅尼克等精通考据、善辩细节的行家里手，完全掌控了讨论的局面。

相反，兰普莱希特却“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与整个德国史学界论战”，只得到过部分年轻的国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的支持和声援。但是这些支持者过于年轻，根本无法与久居大学教职的职业历史学家相抗衡。例如兰普莱希特的最积极支持者库尔特·布莱西希1892年才完成教授论文，1896年出任柏林大学私人讲师，直到1923年才获得教授席位。另一位支持者奥托·辛策也刚刚开始其职业历史学家生涯。这种力量对比悬殊早就注定了兰普莱希特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

但也应当看到，在争论爆发后，兰普莱希特只是表面上态度强硬，实际上却不断退缩，通过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在若干重大问题上逐渐回归到旧史学传统上了。

兰普莱希特早年研究中世纪的经济生活，对物质文化非常感兴趣，他也深受实证主义影响，强调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但他并非唯物主义者，从未追随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早在1895年8月，兰普莱希特就写信给恩斯特·伯恩海姆（Ernst Bernheim，1850—1942年）说：“‘唯物主义’一词最近在历史学家的口中更多地构成一种情绪而不是一个概念；人们相信文化史家可有可无。……在我们这里，真正的唯物主义历史编纂，也就是说这样一种从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出发进行的历史编纂，并不存在。相反，人们现在试图把重视经济观点的历史编纂说成是唯物主义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即使经济行为也如同政治的、艺术的等等行为一样，是受心理活动限定的。至于我个人，我并不相信，单单经济工作就会从整体上预先决定其他的历史生活（如同社会主义经常宣称的那样），在我看来，经济是与它们一起处在相互作用的交叉点上的。两大因素，经济—状态的因素和精神—个人的因素（借用传统的范畴来说），都非常重要，而确定它们对于某个时期的重要性，正是历史学家要完成的任务。”

从政治立场来看，兰普莱希特完全是一个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政治上属于社会保守主义者、铁杆的保皇派，甚至是普鲁士三级选举制的拥护者。他对萨克森国王和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的恭维，比那些御用文人和权威崇拜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对外关系上，兰普莱希特自90年代中期起就有一个长达10余年的接近泛德意志同盟的历史，甚至一度成为该同盟的成员。他支持德意志帝国政府扩建海军政策和世界政策，只是不主张进行大规模的扩张，而是期望通过积极的经济和对外文化政策间接地扩大德国的影响。在内政方面，兰普莱希特主张通过适时的社会改革，将工人阶级整合到国家当中，并以这种方式来缓和他们的政治敌对。对于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他百般诋毁，积极支持俾斯麦政府的《反社会党人法》。

就是在思想根源方面，兰普莱希特与其反对者也没有多大差异，他同他们一样是在德国浪漫主义、唯心主义和历史主义传统的浸染下成长起来的，所接受的也主要是黑格尔、谢林和浪漫主义有机论的社会概念。因此，在其史学革新要求受到激烈反对后，兰普莱希特并不想与其反对者彻底决裂，而是尽量弥合他与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他曾经达到的关于历史结构和进程的新见解，重新回归到了唯心主义出发点。

兰普莱希特最初比较重视物质文化，倾向于从物质主义—经济史角度解说整个历史进程，并在1885—1886年间出版了《中世纪德意志经济生活》一书2，但在受到唯物主义指控后，他就改口称历史运动是在个人与状态、自由与必然不间断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历史学家应当是状态史学家和个体史学家两者兼备，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立场观点同极端社会主义者的立场观点都是非科学的。在1895年以前，兰普莱希特曾经认为个体只是社会的一部分，不是个人产生社会，而是社会制约个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人类的集体活动，而不是政治家及其活动。在1895年之后，兰普莱希特虽然继续强调集体的重要性，在社会中有着从个人的自由行动中所无法产生的“不间断的发展的连续性”，但已不再排除个体，而是承认个体是不可消失的，“个人自由所扮演的角色无论多么有限，都将一元论的、决定论的历史图景排除在外了”。在1895年以前，兰普莱希特曾力主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克服观念史学，转向对于历史发展的经验性研究，探究事件的一般原因，总结历史发展总趋势或者说规律。在1895年之后，他虽然继续把历史看作一门同其他科学一样的科学，坚持将经验知觉还原为概念，以科学的和概念的方式来界定个体，但又承认历史学家无法建立起在严格性方面与自然科学的规律相似的社会规律，因果关系不具有客观实在性，而是一种思想范畴;有的时候，艺术化的研究方法能够产生出比科学更为“科学的”对于历史过程的理解。此时，兰普莱希特转向一种唯心主义心理学化的立场观点，力图从心理学角度说明历史进程的原始原因，片面强调心理的、精神—思想的因素在历史中的意义，认为每种经济的行为与改变，同任何脑力劳动一样，是以心理为条件的；社会心理因素是历史的决定性的“心理发生学”推动力，它们为每个文化时代集结成为一种整体的精神状态，一种所谓的精神态势。实际上，这种精神态势接近于他在批判兰克时所谴责过的“观念”或者说“趋势”。这样一来，兰普莱希特与传统史学家的意见分歧就仅仅是侧重点的问题了，其史学革新已不再有多大意义了。尽管继续宣传文化史观，但是他的文化史观已不再对传统史学有什么危害了。

然而，争论却使兰普莱希特出了名，无论是褒是贬，兰普莱希特在国际史学界的知名度比与他同时代其他德国历史学家都要高。他的一些著述被翻译成外文出版，他本人也经常出访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大肆兜售他的文化史观。

在欧洲，法国史学家亨利·贝尔（Henri Berr）向兰普莱希特开放他新创办的史学杂志《历史综合评论》（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年鉴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也尊奉兰普莱希特为自己学说的先驱，尼德兰史学家彼得·雅各布·勃洛克（Pieter Jacob Blok）则在1893、1894、1896和1903年连续发表书评，大力宣传兰普莱希特的著作。

在美国，兰普莱希特的论文《什么是文化史》被翻译出版，有关《德意志史》的评论也在1898年首次见诸报端。1900年9月15日，美国新史学的旗手、《国际月刊》（International Monthly）主编鲁滨逊（J. H. Robinson）写信向兰普莱希特约稿，并在信中表露了他对兰普莱希特的支持。

威廉·多德（William Dodd，1869—1940年）曾经留学莱比锡大学，师从兰普莱希特攻读博士学位。1903年学成回国后，多德在《科普月刊》上发表《卡尔·兰普莱希特与文化史》一文，宣扬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对于美国史学的价值，并且声称德国的“兰普莱希特之争”决不会在美国重演，因为文化史观在美国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了。

除此之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挪威奥斯陆克里斯蒂娜大学和苏格兰圣安德列斯大学先后授予兰普莱希特荣誉博士学位。比利时、日本和美国等国多个学院和科学研究机构则争相聘请兰普莱希特担任荣誉成员。1914年，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又邀请兰普莱希特担任客座教授，但战争的爆发使此事搁浅了。

对于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中国学者也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1909—1911年，蔡元培先生曾赴莱比锡大学选修兰普莱希特开设的多门课程；1912年冬，蔡元培先生再次赴莱比锡大学学习，并在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研究所中进行调研。20世纪20年代，兰普莱希特的“文明史学”传入中国，北京大学和南京高师等校师生多受其影响。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勃兴，赖元晋、张广智和傅琼等专家学者先后著文，着力肯定兰普莱希特的史学革新。这种革新者形象也先后出现在多部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方史学史著作中。

兰普莱希特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殊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接受者的“拿来主义”态度；人们习惯于利用兰普莱希特的“新史学”，为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服务，对于这种“新史学”的实际价值和意义却未予以认真研究和剖析。

实际上，兰普莱希特的史学革新非但没有颠覆德国传统史学，促进新史学的发展壮大，反而使之受到严重挫伤。结果，直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史研究才在联邦德国兴起，与美、英、法等国相比晚了近半个世纪，并且联邦德国社会史学家的思想导师主要不是兰普莱希特而是将兰普莱希特视作“江湖骗子和最蹩脚的庸医，真正历史理论的亵渎者和破坏者”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在韦伯看来，兰普莱希特的“民族精神”概念是根源于德国的浪漫哲学而非严肃的社会科学的，其《德意志史》充斥着“思辨的废话”；兰普莱希特断送了一桩“好事，即把历史学的工作推向了更大的概念化的这一努力”。

由此可见，史学革新不是简单地推翻过去的传统、胡乱拼凑某种“全新的”理论—方法论体系就大功告成了，它需要严谨的态度和坚实的学术功力，容不得粗制滥造和仓促急就。恰恰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方法论修养，兰普莱希特未能在德国史学发展进程中树立一座不朽的丰碑。他虽然看到并正确地指出了德国传统史学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却未能以更科学、更有说服力的新成果取而代之。他的著作和理论因为错误百出而遭到众多职业历史学家的激烈反对，他的妥协退让更有损于新史学的原则和声誉。而那些谴责兰普莱希特为唯物主义者的职业历史学家显然是神经过敏和乱扣帽子，但其对兰普莱希特著作中的细节错误的揭露和批评却并非毫无道理。时至今日，在经历了社会史、新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等诸多“结构性调整”和“转型”之后，传统史学的“求真”追求依然不失为历史科学的最高理想，任何真正的创新都不能背离这一最基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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