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全球邮轮旅游危机期间从业人员的恐惧和不佳的心理健康状况：就业能力低和家庭支持的影响的调节

本研究通过进行横断面调查并使用偏最小二乘模型，研究了对危机的恐惧心态如何影响邮轮行业酒店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结果证实，对大流行引起的停工恐惧会对游轮员工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游轮行业以外的感知就业能力和家庭情感支持的调节作用也未被发现。本研究成功地整合了有关工作需求、工作资源、工作投入和幸福感的文献，以确定游轮员工工作投入和幸福感的复杂本质。从理论上讲，这项研究扩展了将危机恐惧与员工心理健康状况不佳联系起来的稀缺文献，以前的一些研究在整个历史上的其他经济危机背景下研究了这种关系。但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研究都没有机会调查与健康危机相关的全球经济危机。

当世界卫生组织 (WHO) 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宣布 COVID-19 为大流行病，导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受到限制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未出现的一系列后果动摇了大多数（不是全部）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长时间的限制、流动性受限和边境关闭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所有经济部门，尽管酒店和旅游业多年来一直稳定增长，但还是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随着大流行疾病的持续恶行循环，邮轮业无疑是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使航运公司面临严重的破产风险，并威胁到数千名工人的就业。自 2020 年 4 月 12 日国际邮轮协会 (CLIA) 在收到有关载有乘客和船员的船只受疫情影响的消息后决定暂停其所有运营后，邮轮旅游一直未能重新开始其活动。

2020 年 7 月，邮轮业制定并实施了公共卫生协议，允许邮轮在欧洲、亚洲部分地区和南太平洋部分恢复，尽管乘客人数比上一年下降了 80%（从 2970 万乘客减少到 580 万），2021年邮轮业在全球迎来了近 1390 万乘客。然而，这仍然只占 2019 年游轮乘客的 46%，COVID-19 大流行的经济后果是灾难性的（Radic 等人，2021 年）。在三大游轮公司中，皇家加勒比在 2021 年亏损 52 亿美元（The Maritime Executive，2021a），嘉年华邮轮亏损 102 亿美元（《财富》，2021 年），挪威邮轮公司亏损 22 亿美元（Globenewswire，2021）。然而，经过几年的持续增长，这些规模较大的公司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务资源来抵御危机的冲击（Syriopoulos 等，2020）。然而，一些较小的公司无法忍受危机的破坏，导致它们濒临破产，例如 Pullmantur、CMV 或 Jaleesh Cruises （海事执行官，2021b）。

在游轮的船员中，维修人员受到的影响不及酒店、餐饮和娱乐服务部门（如服务员、厨师、演艺人员、清洁工、女服务员和店员）的员工。由于停靠港口拒绝让他们下船，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失业并被困在船上数月之久。他们的处境因船上社交生活受到严格限制而变得更加复杂，迫使他们将自己限制在狭小的船舱内；这些情况导致许多员工的心理健康恶化，导致抑郁和焦虑（Bloomberg，2020；Radic 等，2020）。这些从业人员中的许多人在回家后不得不面临长期且不确定的失业，这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心理健康。鉴于这些工人中有许多来自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或印度等发展中国家（Nhamo 等人，2020 年），他们的工资是他们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更重要的是，恢复正常的前景还远未明朗（Chua 等人，2021 年）。与公司发出的乐观信息相反，它们宣布活动迅速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并确保邮轮乘客的高度兴趣和高预订率（CLIA，2020b），邮轮行业面临着几个问题。首先，许多作为游轮始发港或目的地港的国家不愿恢复正常并继续关闭其港口（海事执行官，2021c；Yeginsu，2021）；其次，这些游轮公司对其客人和船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例如，船上的所有人都必须接种疫苗，暂时不包括有孩子的家庭；海事执行官，2021d）；第三，许多受危机影响的人仍然害怕重复，例如那些被困在钻石公主号上的人（Holland 等人，2021 年）。

本研究从经验上解决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差距，即，危机时期的邮轮业。据了解，很多研究都已经分析了禁闭和与大流行相关的停工对船员心理健康的影响，但之前没有研究调查过这些停工导致的失业情况以及该部门未来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

研究模型

为了评估与 COVID-19 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邮轮业危机相关的裁员，游轮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存在恐惧和心理健康。从 2020 年 11 月到 2021 年 1月为止，以受雇于多家邮轮公司的船舶员工为对象，使用一款叫作 SurveyMonkey® 的软件收集数据进行了目的性抽样技术的非概率方法来收集数据。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评估对 COVID-19大流行引起的经济危机的恐惧与游轮工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除了这一主要关系之外，还引入了两个潜在的调节效应，即从业者对他们在邮轮行业以外的就业能力水平的感觉以及他们感知到的来自家人的情感支持。

结果显示，邮轮行业 COVID-19引起的危机的恐惧已经恶化了该行业许多从业者的心理健康。尽管这场经济危机的起源是史无前例的，但这一结果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的研究结果一致。由于邮轮行业其独特之处导致邮轮业在一夜之间完全瘫痪，导致数千名工人失业且没有其他谋生手段；具体而言，通过引入对危机的恐惧结构。本研究得到了一个新发现，即游轮从业者对航运公司克服危机的实力充满信心。因此，对危机的恐惧主要是基于这些从业者自身的情况，而不是基于他们的公司面临的财务困难或潜在的破产风险。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研究提出了一个二阶结构，以进一步分析 COVID-19 危机的影响，并按员工心理健康的维度（即丧失信心、社会功能障碍和焦虑/抑郁进行分解）。与其他强调焦虑和抑郁是对危机恐惧的最强烈影响的研究相比，失去信心和社会功能障碍在游轮员工中产生了更显着的影响，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工人对邮轮行业抵御危机的实力充满信心。邮轮行业的一些员工也不确定要等多久才能被公司召回工作，其中许多员工来自缺乏失业救济金来养家糊口的国家，因此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这些从业者对他们在陆地上有限的就业机会的看法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恶化，SEM 结果证实了该变量在对危机的恐惧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然而，这种调节作用只有中等强度，可能是由于员工对返回一定程度的期望。特别是当疫苗接种变得普遍时。

这些结论与证明感知就业能力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其他研究的结论一致（Berntson 和 Marklund，2007；De Cuyper 等，2008；Silla 等，2009；De Battisti 等，2014） ，这是经济危机情况下的基本压力来源（Giorgi 等人，2019 年）。关于家庭支持的调节作用，虽然很多研究分析了工作与家庭环境的关系，但大多是从冲突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很少有研究关注家庭支持的心理幸福感。家庭可以在不安全或失业时带给雇员。根据之前已经解决这个问题的研究（Adams 等人，1996；Abendroth 和 den Dulk，2011；Huffman 等人，2015；Russo 等人，2016；Kalliath 等人，2019），这项工作的假设是从家庭环境中获得很少的支持会加剧对危机的恐惧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然而，上述结果并未证实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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