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邮轮加速复航，中国本土邮轮只能等待？

邮轮参考 · 发表于 2021-8-17 21: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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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们是否可与新冠病毒共存

新冠疫情的爆发和多次反弹加速和增大了国际、国内各方面的不确定性，它改变了我国本土邮轮原有的发展轨迹、模式和演进逻辑。由于新冠病毒并非只有寄生于人类宿主才能存活，所以不可能从整个自然界中被彻底灭绝。我们能否与新冠病毒共存也许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是安全共存，我们需要找到克服新冠病毒的高效方法，这种方法寄希望于研发出更高效疫苗（高效但不一定是最安全的疫苗类似天花疫苗）、新药物等，全部接种后病毒逐步从人体退回到自然界我们能够较为安全的与新冠病毒共存，新冠病毒对我们的不利影响快速趋向于零，社会、经济发展快速恢复正常。

第二是斗争共存，人类短时间内找不到克服新冠病毒的高效方法，尽管目前全球已研发出多款疫苗，但随着新冠病毒不断变异导致已接种的各类疫苗突破病例不断增加，疫苗有效性得不到保证。在我们还没有研发出更高效疫苗前，无法做到完全杜绝新冠病毒在人们之间的传播和感染，只能通过“预防+检测+现有疫苗接种”控制新冠疫情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以及感染的程度，但不停出现反弹就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引发诸多不稳定因素。

在我国，社会稳定是基石，发展是第一要务，内部诸多矛盾需在发展的过程中得以解决。另外，我国人口众多，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密度大，加之新冠病毒具有强传染性。因此，我国必需且必定实现与新冠病毒的安全共存而非斗争共存。但在高效疫苗问世和全部接种前（可能需3-5年甚至更长时间），我国与新冠病毒斗争共存是常态，对新冠疫情防控态度十分明确，加之现有的任何防控措施都无法做到绝对有效，给我国本土邮轮发展带来极大生存压力，现实迫使我国本土邮轮要么动起来，要么“走出去”。

二、当前邮轮能否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1）外部矛盾凸显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总体和平稳定发展至今，距离一战刚过百年。但在和平发展进程中，世界发展不断走向失衡，进而进入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不管是国际和平发展主旋律、经济深入全球化还是国际原有发展秩序，均由过去的稳固态进入到重构阶段，新的稳固态尚未形成，因此对我国主要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使得我国在处理外部矛盾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因此，我国适时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寄希望于通过加快构建双循环以平衡好内外部两个矛盾。

（2）内部矛盾显现

我国自改革开放成功引入市场经济发展体制以来，国民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截止2020年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已突破100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侧重社会公平属性，经济发展增量较小，以分配存量蛋糕为主。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引入市场经济体制，成功盘活各类生产资料，激活生产效率，转向提升经济增量，以做大蛋糕为主。由此我国进入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重经济体制的叠加态，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通过对计划和市场进行动态调节以期释放经济发展最大效率。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也会出现一些矛盾，聚集的内部矛盾也越来越多，且主要聚焦在民生领域所谓的“新三座大山”即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当前，我国住房、教育、医疗三大民生领域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负面影响逐步呈现，显然逐渐成了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住房、教育、医疗不仅具有市场商品属性，同样也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共属性，均属于准公共产品。但住房和教育极大的挤占了实体经济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同时也降低了人民生活幸福感，引发了我国严重的“内卷”现象。

另外，从国有民资发展空间看，2020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632867.7亿元，其中中央企业353285.6亿元，地方国有企业279582.1亿元。GDP是101.5986万亿元（数据来源：国资委）。中国国有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例是62.29%。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合计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例是37.71%。但我国民营企业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民营企业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到了90%（数据来源：央广网）。我国国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限制和挤压了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然而我国民营经济又是社会就业的核心承载区，在不断普及高等教育时代背景下，“内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正面临十分严峻的内外部矛盾，加之疫情横扫全球，更是加剧了内外部矛盾的复杂性。近期国家针对住房、教育、互联网平台和人口等方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以及国家“十四五”及长远规划中可以看出现在到了计划和市场组合权重重新调整的时期。因此，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将是我国集中精力解决内外部矛盾时期，从重做大蛋糕增量速度转向兼顾蛋糕存量分配方向发展。若“新三座大山”及其引发的“内卷”得不到有效解决，将对我国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构建和实现带来一定不利影响。我国邮轮经济发展到今天，严格意义来说主要是市场，尚未形成成熟完整的产业聚合态，同时邮轮经济对我国的经济贡献还不大。加之当前正处于西方技术封锁阶段，邮轮产业(除了设计建造部分，邮轮设计建造属于国家大力支持的海洋装备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像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那样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因此，在严峻的内外矛盾面前，对于国家来说疫情期间的本土邮轮发展问题可能仅是一个小的次要矛盾，可能难以引起国家层面对其高度重视，更多的可能是要靠企业自身挺过去。

三、疫情期间本土邮轮的出路在何方

近期，全球邮轮复航继续加速，其中欧洲、北美等区域逐步放开邮轮运营。2021年8月，全球有65个品牌的190艘邮轮重启运营，嘉年华集团宣布2021年年底共有63艘邮轮复航，皇家加勒比宣布旗下25艘邮轮将于明年春季之前全面复航。中国作为全球邮轮客源大国和全球最大邮轮新兴市场，邮轮依然处于停摆状态，无目的地海上游和中国首艘五星红旗邮轮“招商伊敦号”计划运营的“深圳-三亚”沿海游航线也因疫情形势的发展被迫暂停推迟。

2020年4月至今，国内外各方一直积极努力推动中国邮轮市场复航，但由于国内疫情出现反复，在严格防控措施下，至今邮轮依然处于全面停摆状态。随着全球各大区域纷纷推动并实现邮轮复航，我国中资方便旗和五星红旗邮轮在无目的地海上游、国内沿海游等普遍被认为是疫情期间邮轮恢复运营的可行方式。新冠疫情反复成为中国邮轮市场复航的最大障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提出新冠病毒极其危险，疫情很容易出现复发，新冠病毒将与人类长期共存。那么，中国本土邮轮到底可以走怎样的路？

（1）出路一：本土邮轮启动无目的地海上游

第一、无目的地海上游

疫情期间，为满足本土邮轮生存和发展诉求，国家大力支持海南运营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为此海南制定并出台了相应方案和管理办法。当前正处于新冠疫情起伏不定期使得本土邮轮开展无目的地海上游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影响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大的因素在于市场反应，尽管存在潜在市场需求，但在疫情不断反复及可能面临的社会舆论压力等诸多方面因素影响下，游客尽管有意愿参与邮轮海上无目的地游但并不表示游客会做出实际行动。

从需求端看，中国游客对邮轮旅游岸上目的地十分看重，从我国邮轮市场主要表现为依靠增量市场也可看出。营销做得好，只能解决第一次市场信任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邮轮度假产品长期复购的问题，解决复购的核心一定是要靠邮轮产品本身。这也是过去因台风等因素不靠岸出现“霸船”的原因，并且2017年3月中韩邮轮航线被取消后，后续中国邮轮市场规模出现明显下降。抛去疫情因素，从游客认知及邮轮对游客吸引力角度看，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是一次难得的检验邮轮本身是目的地还是偏向于豪华交通工具功能的机会，如果邮轮本身就是游客去往旅游的目的地，则海上巡游的邮轮本身就是游客的目的地，与向游客宣传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可能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

从供给端看，向市场灌输邮轮本身即旅游目的地是对邮轮这种新型度假产品最好的定义和推介，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对游客而言，邮轮本身即旅游目的地观念的接受程度可通过此次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产品得到很好的验证。若疫后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市场被保留且市场不断得到新生发展，说明邮轮本身即旅游目的地的观念在国内已逐渐深入人心。

总体而言，开展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只是疫情期间的权宜之计，也是对邮轮公司疫情防控体系和邮轮到底是旅游目的地还是交通工具认知的实践检验，在疫后邮轮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后，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将被放弃。

第二、沿海游

由于邮轮具有较强的国际性，很多方面涉及国家层面，呼吁修改现有法律法规已成为邮轮业界经常探讨的话题，如开放中资外籍邮轮沿海游。《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外国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不得经营国内水路运输业务，也不得以租用中国籍船舶或者舱位等方式变相经营国内水路运输业务。当前我国能运营沿海游的只有中资国籍邮轮“招商伊顿”号。放开沿海“多点挂靠”一直是各大邮轮公司争取的内容。

2009年，交通运输部出台《关于外国籍邮轮在华特许开展多点挂靠业务的公告》，外国籍邮轮在华多点挂靠，其在我国两个以上沿海港口间的运输，在性质上属于国内运输，须经特案批准方可开展。若是修改法律法规，放开邮轮“多点挂靠”，那么涉及沿海运输权的外轮沿海捎带要不要放开？所以即使是审批流程简化，也基本不会为邮轮“多点挂靠”等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内容修改法律法规，国内沿海游仅限于中资国籍邮轮，且这个口子国际上大多数主权国家都没有放开。

（2）出路二：本土邮轮是否可运营海外航线

当前欧美多地已逐步放开邮轮运营，在中国市场尚未放开邮轮运营期间，可以尝试将中国本土邮轮投放海外允许复航的区域，当然除了需要决策者具有相当的勇气和魄力外，更需要一份可行的论证方案。目前本土邮轮国际化经营能力较弱，主要运营国内及周边航线，缺少运营海外航线的运营管理团队和成熟经验。外资邮轮公司运营管理团队稳定，且内部具有较强的可流动性。中国本土邮轮公司吸引人才的能力较弱，在外资邮轮公司的工作履历远比在仅有一艘船的本土邮轮公司对职业生涯更加有利，造成本土邮轮公司难以吸纳到具有较强运营能力的团队，使得运营海外航线存在较大的困难。

（3）出路三：本土邮轮是否可开展光租模式

新冠疫情对邮轮市场已造成严重冲击，虽然中资企业在疫情期间以较为便宜的价格购置了部分邮轮，但随着疫情防控持续，问责力度增大，使得复航依然无期。外资邮轮公司是全球化运营，具有成熟的海外运营管理经验，因此将邮轮光租给外资邮轮运营管理，可以收取一定固定租金，中船邮轮“大西洋号”在疫情期间由于租给歌诗达邮轮，并锁定租金，使得中船邮轮受疫情影响损失相对较小。歌诗达邮轮租“大西洋号”，主要是“大西洋号”是歌诗达邮轮长期部署中国市场的邮轮，运营管理成熟。但由于本土邮轮大都是二手邮轮，船龄大、设施落后，五大邮轮公司不断扩充新建邮轮，使得本土邮轮公司可能难以找到合适租方。

（4）出路四：中资外籍是否可改回中资国籍

目前我国本土邮轮船队队伍中，除了“招商伊顿”号为中资国籍悬挂五星红旗，其余均为中资外籍悬挂方便旗。我国近些年在国际船舶登记制度方面出于潜在战略安全风险和阻止大量税收外流考虑不断在进行实践探索创新，尽管国际上也存在双重船舶登记制度的做法，但与我国现行法律相悖。

疫情期间，中资外籍邮轮也可通过改回中资国籍经营沿海游市场。但邮轮改籍也意味着本土邮轮公司在疫情期间要承担更大的税收成本（补交进口关税及船上所有已安装进口设备增值税等），运营成本，缺乏竞争力，但可以进入国内沿海游新市场，有得有失。如果改籍后的成本能够通过沿海游新市场以及进口减免税优惠政策予以弥补，使得在疫情期间改籍后的收益至少不低于改籍前运营的收益，那么就是可行的。至于是否需要改籍取决于改籍前后收益比较及能否迎合未来市场发展趋势。

（5）出路五：本土邮轮是否可等待疫情结束

疫情期间，若本土邮轮动不起来，不仅船东方要面临每天大额亏损及资产缩水，连带沿海各邮轮码头也同样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由于我国沿海各邮轮码头在建设前期的规划设计阶段对未来未知风险和盈利模式考虑的不周全，致使新冠疫情爆发后，沿海各邮轮港口较为单一的盈利模式弊端尽显，邮轮港公司面临着破产重组的压力。

另外，邮轮不动，除了邮轮建造外其他紧密围绕邮轮产业相关行业企业经营成本正不断逼向临界值甚至直接破产清算。如果疫情在未来较短时期内能够被人类克服，则现金流好的本土邮轮公司在邮轮不动的情况下也可活着走出疫情，迎来曙光。相反，对于现金流不怎么好甚至比较差的本土邮轮公司而言，除了想尽一切办法分担自身风险外，唯一要做的就是尽一切能力去推动邮轮动起来。考虑到疫情反复无常，国家对疫情防控毫不懈怠的情况下，邮轮动不起来的时间可能会更久一点。

（6）出路六：本土邮轮是否可进行海外并购

中资并购外资邮轮公司一直以来都是本土邮轮发展的一个路子，不过最佳窗口期已过。收购海外邮轮公司资产主要是资本层面短平快的路子，优势不言而喻，劣势在于中资方基本不具备邮轮运营管理和市场经验以及相关技术经验，因此除了资本输出外难以很好掌控并购后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

疫情仍未结束，但全球主要区域邮轮已逐步复航，随着国外逐渐走向与病毒斗争共存的新阶段，欧美地区邮轮复航速度也将越来越快。

反观我国严格防疫政策及国家防疫态度，本土邮轮复航速度要远滞后于国外邮轮，面临的压力也是与日俱增。能否通过并购海外邮轮资产，参与海外已复航区域市场竞争，同时将自身及其他本土邮轮以合作或光租形式补充到海外邮轮船队之中，一是培养一些中国邮轮运营管理人才；二是一定程度上减轻本土邮轮船队整体亏损幅度；三是获取海外邮轮市场消费群体特征；四是为日后本土邮轮走出去参与全球运营提供丰富实践经验。

（注：以上出路均是本土邮轮当前可能存在的出路并非可行的出路，每条出路是否可行取决于本土邮轮公司结合自身发展定位、战略及拥有资源多少等做出科学合理论证）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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