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年前，丝绸之路上的聚居建筑学：商队客栈溯源

AC建筑创作 · 发表于 2020-7-17 14:12:37

本文改编自《丝绸之路上的“移动聚落”：商队、商队客栈及其空间原型》。有部分顺序调整和内容删节，章节标题略作调整。
作者：黄华青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

“你在拥挤的人潮中仿佛看到海上波涛汹涌，海水就是海市蜃楼，船只就是骆驼，人们在高大的圆顶帐篷上航行。人们卷土前行，掀起阵阵尘暴……商队晚上出行，人们举着火把徒步前行……商队的光亮可与星光相媲美……没有亲眼见过伊朗商队的人，就不算真正目睹过世界奇观。”

——古拉提《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1]

丝绸之路作为一条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商贸之路，跨越了沙漠、草原和海洋的阻隔，跨越了国家、民族和时间的隔阂，对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及各自的发展影响深远。丝绸之路沿线聚落皆受贸易之恩惠，不少成为区域乃至全球的贸易、文化、宗教中心——从中国的长安、楼兰、喀什，中亚的撒马尔罕、布哈拉、大夏，到西亚和北非的马什哈德、大马士革、亚历山大，直至欧洲的君士坦丁堡、罗马。

在这7000多公里的旅程上，在那些珍珠项链般串联的城池之间，响彻着驼铃，闪耀着星光——那些由安息人、粟特人、突厥人等一往无前开拓的路途，本身便是一道令人向往的壮丽风景。那风景看起来是瞬息万变、转瞬即逝的，但亦为世界文明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建成遗产。只不过，要从那变幻的风景中破译前人留下的空间密码，却并不容易。

01

地上的星光

“商队”一词的语源学考察

▲ 唐代丝绸之路及沿线主要国家和城市

丝路上的行路者，最初便受商业目的的驱使。商人通过长途旅行将商品运送到不同地区，以赚取更高的利润。为降低旅途中的风险——如野兽袭击、部落和强盗抢劫、风雪等恶劣天气、沙漠等艰苦环境，最明智的方式就是结队出行。这便是“商队”的源头。

“商队”（caravan）一词源自波斯语“kārwān”，意思是“一群商人、朝圣者或游客处于互相保护的目的而一起旅行。”商队的规模不一，取决于路程远近和安全考虑，可从几人到上万人不等。

从商队延伸出另一个词：“商队客栈”（caravanserai），同样代表了一种介于定居和游牧之间的空间形态。该词亦源自波斯语“kārwānsarāy”，由“kārwān（caravan）”和“sarāy （palace）”两个词根构成，顾名思义，便是供商队休憩的房屋。商队在漫漫长途中需要休息和补给，除了野外扎营之外，一些有商队经过的绿洲、城市便为他们建起商队客栈。

这些客栈一般由沿途国家统治者、富商、苏菲派信徒建造，以保护商队利益、吸引商队到来[1] 。在《牛津辞典》中，该词的释义为“亚洲或北非沙漠地区的一种带有中央庭院的客栈”。实际上，这种内院式的居住和贸易空间也成了后来亚欧文明中旅邸类、居住类建筑的前身之一。

▲ 中世纪《卡塔兰地图集》中绘制的由商路、商队和商贸城镇共同构筑的丝路景观

如果用厄普顿（Dell Upton）、格罗斯（Paul Groth）等学者提出的“社会景观”（social landscape）[2][3] 概念来观察商队，商队完美地提供了一个由社会到空间的反向寓言：它一方面作为由人际关系和人文生态组成的社会空间，同时又隐喻着建筑学意义上的聚落、建筑、景观等各个层次的空间观念，并在体化地呈现于与商队活动密切相关的商队客栈、商贸城市之中。

02

一万头骆驼，从长安到麦加

商队的构成人群

商队的规模有时很大，单就人口数量而言，它已具备成为聚落的前提。在4-5世纪的汉文佛教经典中经常提及500人的商队。而更庞大的商队则会担当一些特殊任务，如从开罗、大马士革到麦加的朝圣队伍，可由一万多头骆驼组成。[1]

商队的主要成员是具有经商头脑和吃苦耐劳天性的游牧民族。从汉代开始的陆上丝绸之路1 ，由粟特人、安息人主导。安息人大致生活在今天的伊朗所在地域，而中东亚贸易则由河中地区的粟特人把持，据说这一民族以殷勤好客著称[5] 。

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文明崛起后，阿拉伯人取代自中唐之后便丧失西域开拓能力的汉人，成为丝路的主导力量。而在1240-1340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即蒙元帝国征服中亚和中东后，一度衰败的丝绸之路商业活动重现一派安全有序、前无古人的繁荣景象，蒙古人的保护成为商队重新兴盛的主要原因[1] 。

▲ 油画作品《摩洛哥城池外抵达的商队》描绘的商队景象

商队的另一个构成人群，是传教者、学者、朝圣者、艺术家、工匠等，他们的旅行目的是知识传播——包括宗教、艺术、文学、手工艺等方面的知识。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随商队而东传，商人与佛教形成一种密切的互惠关系：“商人们积极出钱出物，供应僧伽。结果是佛教徒得到衣食之资，商人得到精神慰藉，甚至物质上的好处，皆大欢喜，各得其所。”[6]

公元7世纪开始，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与穆斯林世界的蔓延，朝圣者与商队同行成为普遍现象。穆斯林的旅行将宗教朝圣与知识传播相融合，知识大多掌握在教士之手——先知穆罕默德曾说，“为了寻求知识，哪怕远在中国”[7] 。曾对元代中国做了详尽记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69）便是著名的例子2 。

如此规模庞大、构成复杂的商队，要在动则数月、可达数年的丝路旅途中井井有条、生生不息，除了艰苦的客观条件使然，必然还需要十分精密的社会组织模式，这在文献中可找到诸多证据。

首先，商队的互惠性基于私有财产独立的原则。在商队中，“奴婢和牲畜等候紧跟在各自的主人之后，以表明他们属某个商人私有，而不是商队成员的公共财产……商队由独立的个体商贩结合而成，出发前可能还签订经商协议，制定了在路途的行为规范，他们各理财务、自负盈亏。”[8]

为了管理商队，一般会推举一位“商队首领”（caravaneer）——中国称之为“萨宝”，这后来延伸为管理伊朗语族聚落事务官员的头衔[9] 。商队首领负责处理旅途中的日常事务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并代表商队与沿途的国家和部族领袖进行外交活动。商队首领一般由威信较高的人担任，而不一定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如玄奘在取经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皆与商队同行，曾被一支500人的商队推为商队首领[9]。

▲ 玄奘西行取经的主要依靠亦是丝绸之路上的商队

除商人外，商队的运行还离不开两类人：向导和护卫。商队需要穿越欧亚大陆上漫无边际的草原、戈壁和沙漠边缘，当地游牧民族便成为最好的向导，如阿拉伯人、哈萨克人、蒙古人等。商队经常聘请游牧民族首领担任向导、调教驼队，以避免受到其他游牧民族的威胁。有的时候全程就雇佣一个向导，也有可能分段雇佣向导。护卫同样如此。商队除了常备弓弩手等护卫外，还会根据路途的情况决定是否再雇佣临时护卫[10] 。

商队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骆驼，骆驼除了运货外亦可供人骑行。亦有少数骑马之人，要么是商队首领，要么就是护卫，马驮不了重物，但利于侦查探路[8] 。

人、骆驼、马，加上数不清的货物，便构成了商队出行的社会景观。

▲ 北齐墓葬中的丝路驼队

03

启程的令鼓不会响第三次

商队组织的纪律性与空间的层级性

商队如何从一个看似松散的社会组织，成为一个紧密有效的空间组织？

首先，商队应具有严格的纪律性。整个行程都如军队一般遵从号令：“虽然商队浩浩荡荡……但是阿米尔启程的令鼓一旦敲响，人们立刻给骆驼上货、备鞍、整装待发，时间不会超过说两次‘不’的间隔。鼓声几乎从没有响过第三次，驼队就上路了。”[1]

同时，商队就像一个生命体，灵活根据气候、地理条件而选择行进的路线和时间、扎营的地点。商队一般选择春季、秋季出发与行走，以避免在炎热和严寒时期穿越沙漠；对于长途跋涉的商队而言，也并非一年四季都在行走。他们一般沿着沙漠边缘或山脉边缘行走，这样更容易找到水源。商队的行进路线亦凝聚着游牧民族灵活多变的聚居智慧。

商队中还设置了丰富的公共设施，体现出社会共同体的特征。一方面是部分物资的共用：“商队里有许多为贫穷的朝圣者驮水的骆驼”，“其他骆驼载着备用的粮食，给突发病人们预备的药物、药水和糖”，“还有数匹备用骆驼来运送伤员”[1]，一般还会配备行医者、僧侣，在紧急时予以医治[10] 。护卫虽属于商人私人雇佣，但亦存在强者照顾弱者的情况。

这种严谨的公共组织，促使商队看似离散的社会团体中形成了严格的空间布局和分区：“如果有人离队如厕后没有指引他回到原来的地方的标志，那么他根本无法再找回去”；“同时，商队每到达一个新处所，就会转成‘军队形式’，避免遭到骚扰或抢劫。”[1]

这种“军队形式”具有空间组织层面的内涵。据记载，唐高僧玄奘取经途中担任商队首领时，每当他休憩，商队便对其“处位中营，四面环户”——这说明商队宿营一般采取“团营”形式[10] 。这一环形守护的形式不难理解，可从北非游牧民族找到相应的空间原型——如伊斯兰世界盛行的一种环形表演形式 “哈尔卡（Al-halqa）”：

无论是集市前、城门前或是老城广场中，观众层层环绕中央的说书人、舞蛇人、音乐家形成临时的室外表演空间，这个圆形半径可达20米，就像沙漠中的柏柏尔帐篷，为中央的表演者挡住风沙、隔开喧闹的人流，营造出一个安稳的“室外剧场”。[11]

▲ “处位中营，四面环户”的商队团营空间模式

▲ 伊斯兰世界常见的一种环形表演形式“Al-halqa”

这种根据社会地位而层级化的空间组织，也反映在作为空间单元的帐篷之中。如史君墓石屏风的画面内容反映的是商队野外露宿和贸易的场景，画面上部中心位置为一帐篷，门帘上卷，帘上栖有两只小鸟；帐篷内中央盘腿坐一男子，头戴宝冠，腰束带，应为商队领袖。另有日本美秀美术馆收藏石棺床也有一幅商队休息图，上部有两个披长发的突厥人坐在穹窿顶帐篷里，形象高大者可能是一位首领，另一人可能是这位首领的仆人，手中端盘，正在向首领端送食物。[9]

▲ 墓葬石刻中描绘的丝路商人在帐篷中休憩交流的景象

这一空间原型亦可见于城市聚落。城市之源，是一种为了经济、政治、军事、宗教等方面共同信仰而形成的共同体。《说文解字》中写道，“城”，以盛民也；“市”，买卖所之也。城市的核心目的有两个：提供庇护和其他公共服务，促进物资、信息的流动。这与商队的社会动机和空间模式不谋而合。

▲ 巴西雨林Bororo人村落环形平面及其图式

实际上，圆形或环形本身便是一种具有显著中心性和外扩性、适于承载和反应社会层级及分工的空间模式。如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研究的巴西雨林Bororo人村落和澳大利亚北部Tiwi人村落[13] 、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提到的赞比亚游牧部落[14] 等，皆存在这种由原始社会理念塑造的环形聚落。如里克沃特所言，“圆形（circle）无疑是‘原始’人类宗教世界中的一个普遍性图形，”[13]

▲ 澳大利亚北部kiwi人的一种神秘宗教仪式中的环形母题

我们不难推断，类似情形亦可能存在于萨满等草原游牧民族的巫术和信仰之中。这种原始空间观与商队、及后来的城市原型的耦合，说明商队文化脱胎于、也凝聚着丝绸之路沿线民族的历史建构和社会观念。

▲ 赞比亚某游牧部落的环形平面（中央为部落首领）

简言之，商队是一种受到共同价值信仰的驱动、为了克服艰苦卓绝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挑战，形成的一种基于共同体意识和互惠关系的社会-空间组织模式，目的是为商队成员提供安全的保障和交往的便利。由此，商队作为一道兼具公共性与流动性特质的社会景观，也就具备了一座“移动聚落”的空间特质。

04

“移动聚落”的根基和果实

商队客栈既是休憩场地，亦是社交场所

商队中从环形团营到圆形帐篷的空间形式，反映出游牧民族在商队的社会和空间组织中寻得了一种介于公共性与个人性、灵活性与稳定性、开放性与封闭性之间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进一步体现于“商队客栈”这种独特的建筑类型之中。如果说商队是这座“移动聚落”四处伸展的枝干，那么“商队客栈”便是“移动聚落”的根基和果实。

“商队客栈”词源亦来自波斯语。考古学认为，最早的商队客栈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作为第一个横跨亚欧非大陆的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流士一世（Darius I）疏通建成了一条从波斯湾沿岸一路通往地中海东岸的“皇家驿道”（Royal Road），以便帝国内部的商品和信息的传递。驿道上的快速和安全穿行自然需要基础设施的保障，希罗多德也提到，“驿道全线覆盖着皇家的驿所，还有杰出的商队客栈。”[16]

▲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家驿道”是丝绸之路的前身之一

商队客栈除了作为休憩场地，亦是商队的社交场所。商队首领常在此与贸易沿线的游牧政权领袖会面，通过某种意义上的协定来保障商队的安全运营[10] 。途径之处，也会有蒙古人等当地游牧民族前来友善地欢迎他们，与他们贸易，告知他们购买骆驼的地点和价格[1] 。

▲ 商队客栈中的商队活动

商队客栈通常建在城镇或村庄城墙外的边缘地区。形状为四方形，外侧是一圈围墙。围合四周的建筑由夯土、砖、毛石等地方材料砌筑而成，高度通常一至二层。建筑对外十分封闭，一般仅在二层开小窗，周围还可设置哨塔、角楼等，体现出浓厚的防御性特征。唯一的入口常设高大门廊（iwan，来自波斯语“eyvān”），便于牲畜和货物进入；门前铺设条石供人休息，大门上常有复杂的雕刻，体现出一定的公共性。

商队客栈的空间形式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以建筑围合出一片内向而开阔的场地，便于商队中数量庞大的骆驼、货物停留；二是建筑本身既兼顾了防御性，又提供了商队人员休憩的场所。建筑围合的形态可根据场地情况而变化，正方形、矩形等比较常见，但亦不能排除它与前述圆形空间原型的关联性3 。

▲ 典型的商队客栈平、立、剖面

▲ 18世纪绘画中的伊朗卡尚的一座商队客栈

商队客栈的规模取决于中心庭院的大小。据传，12世纪，一位专供叙利亚商人使用的客栈在储藏室上面建有360间卧室，一次可接待4000名客人[1] 。这便接近现代旅邸建筑的规模和形态。

在今天的中西亚至北非的贸易路线上，不少商队客栈遗存被改造为宾馆。伊朗亚兹德的达德宾馆（Dad Hotel）等，便由一座废弃的商队客栈改造而成——在原中庭加盖一层房屋作为餐厅，但保持了屋顶的公共功能以及局部下沉庭院，环绕庭院皆为宾馆客房。这种空间上的亲和感隐隐指向了商队客栈与现代旅邸建筑在空间原型上的关联。

▲ 伊朗亚兹德一座由商队客栈改造的当代宾馆

05

巴格达、
卡尚和“阿以旺”

商队客栈对城市形态和居住空间的影响

商队客栈和商队一起，沿着丝绸之路广为传播，从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西亚的伊拉克、叙利亚、阿萨拜疆、亚美尼亚，直至欧亚之交的土耳其、罗马尼亚等，皆可以找到类似的院落式建筑遗存4 。若考虑到空间原型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能动性，这种建筑传播对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城镇的影响，便不只是一种建造技术的沿袭那么简单。

商路沿线的不少贸易城镇，也可能由商队客栈发展而来，甚至在城市建造过程中延续商队客栈的空间原型。这类贸易城镇作为中短途商队接力互市的理想场所，从营建之始便与商队活动相关——例如在中国西部长期活动的粟特人，从公元3世纪开始，就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的于阗、楼兰、疏勒、龟兹等地相继建立贸易基地和商品集散中心，并逐步形成贸易型聚落5 。

▲ 元代丝绸之路中国西域的沿线城镇

丝路上最具代表性的贸易城镇是“圆形之城”巴格达（Round City of Baghdad）——这座建于8世纪的阿拉伯帝国首都，是8-10世纪丝绸之路的商贸中心。它的圆形平面很可能与商队及商队客栈的原型有关。这座城市被规划为一个完美的环形，直径约1公里，四条十字交叉的道路将圆形均分为四部分，分别通往四个城门。

环绕的城墙既是防御设施，也容纳了城市内的居住、商业设施；而城墙内偌大的“内院”中，则如群岛般规则分布着清真寺、皇宫、军队指挥所等公共职能建筑。今天，人们无从知晓圆形平面中的大片空地是何用途，但从商队和商队客栈的组织模式来看，应该与贸易、屯兵等功能有关。若暂不考虑来自琐罗亚斯德教的图腾崇拜影响6 ，那么巴格达这座为贸易而生的城市，便是丝绸之路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支“商队”，最宏伟的一座“商队客栈”。

▲ “圆形之城”巴格达平面图

商队客栈的建筑原型应该也曾到达中国。唐长安曾有大量来自波斯、大食的胡商，他们大多在西市经营店铺，主要住在西部的布政、普宁、义宁等坊，还有不少扮演着类似旅邸作用的景教、祆教寺院[17] ；到了元代的丝路繁荣期，如《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在元大都郊区住着很多外国商人和游客，开设了很多旅店；根据客人国别不同，客人房间也不同。

如今我们很难重现当时琳琅满目的胡商建筑的风貌，但从《哈佛中国史》的一幅唐代敦煌壁画中便可一窥当时各国商人在城门外的旅邸建筑中贸易和休憩的场景。

▲ 唐代敦煌壁画中的城郊驿站中忙碌的外国商人

来源：陆威仪《哈佛中国史》

不妨再大胆联想，商队客栈作为丝路上诸多商业民族唯一的“定居”设施，是否也会与各地居住类建筑发生关联？例如在以商贸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伊朗卡尚，常见的一种内院式住宅便与商队客栈十分类似，如Tabatabaee住宅、Ameriha住宅等。

▲ 伊朗卡尚的大型内院住宅平面图

这类住宅大多建于19世纪，内庭院规模较大，除了用于微气候调解和家庭日常生活之外，它还是房主人的接待和贸易空间——卡尚以地毯加工和贸易闻名，这些豪宅的房主多为地毯制造商和贸易商，商人们在这宽敞的内院中，才有足够空间将地毯铺设在地面上，供贸易伙伴和顾客挑选。

▲ 伊朗卡尚的大型内院住宅轴测图

这一住宅形式同样随着丝绸之路传至中国，一个典型案例便是新疆的阿以旺住宅。据词源学推测，维吾尔语的“阿以旺”（aywan）源于波斯语词根“eyvān”——“aywan”在维吾尔语中译为“过间、前廊”；而经过与汉地合院的沟通，又延伸出“堂屋”的释义[18] 。用于民居建筑中之后，“阿以旺”演变为一种兼具公共性和气候适应性的住宅核心空间，成为组织住宅房间的室内“合院”。

▲ 新疆的阿以旺住宅

如果说，中国汉地的合院式住宅主要为了农业生产和家庭生活而设，那么丝绸之路沿线的这种大型内院式住宅，则与当地以贸易为主的生计活动息息相关。而商队及商队客栈的空间原型背后所凝聚的、以公共性和流动性为内核的商业精神，也随着这种空间的传播而影响更多的族群与社会。

06

串联“看不见的景观”

全球史观下的跨学科视野

珍诺比亚虽然处于干燥地区，却完全建筑在高脚桩柱上，房屋是用竹子和锌片盖的，高低不同的支柱支撑着纵横交错的走廊和凉台，相互间用梯子和悬空廊连接，制高点是瞭望台……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19]

从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一书中，不难看到他所拼凑的天马行空的想象景观背后所隐藏的历史碎片。就像丝绸之路上由商队、商队旅馆构成的“移动景观”一样，虽然“看不见”太多的建筑实体，但经由人类学、历史学的观察视角不难看到，这种具有兼具流动性和传播意义的“移动聚落”在漫漫历史发展中将沿途的国家、地区和民族联系形成一个紧密的世界整体。

本文将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和商队旅馆作为研究对象，而支撑这种跨地域建筑研究的，是一种兼具空间和社会意义的、作为能动者的空间原型——它由社会文化塑造，又因其与社会生活的密切交织和互动，而反过来再现、重塑了使用着这一空间的社会和人。尽管所拼凑的这道“看不见的风景”还十分粗略模糊，但不妨从中大胆作出两方面的展望：

其一，呼唤一种打破地理疆域、打破传统中心/边域概念的新视野。如历史学者王永平提出的，丝绸之路带来一种“全球史观”[20] ，它要破除片面地以欧洲为中心的主流“文明中心史观”（当然也要避免片面以中国为中心的观念），转而从更开放的视角承认不论大小、强弱的国家、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

例如中亚的粟特人，虽然军事力量孱弱，曾依附于多个强大帝国，但却由于善于经商以及地理位置之便而成为丝绸之路上公认的“马车夫”，对于文化形成及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文化传播的视野进行“跨地域”的建筑研究，或可突破后殖民时代的第三世界国家习以为常的“地域”语境，为看似封闭的建筑传统带来更开放、创新的思路。

其二，跨出学科边界以应对更复杂的议题。国内外的丝绸之路研究，应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地理学、环境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视野和方法，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面对“全球史观”下愈发具有关联性和开放性的学术话题和研究对象时，没有学科能在“内部”解答所有问题。

当研究者转换空间乃至时间的视野，就像这条贯穿了无数国家、地区和民族，又贯穿了古今各个历史时期和社会文化的丝绸之路一样，对象的复杂度已远远超出城市、乡村和我们曾面临的一切固有环境。只不过，它试图解答的依然是建筑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核心问题，却可能将这个问题的解答推得更远。这或是逼迫学科走出舒适区的一个充满诱惑和挑战的议题。

注释:

1. 汉代的丝绸之路始于公元前2世纪张骞凿空西域，同时随着古罗马人相继征服叙利亚的塞琉古帝国、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亚欧非之间的贸易迅速兴起。中国丝绸在罗马、埃及贵族中受到追捧，故而成为这一贸易路线上的代表性商品。

2. 伊本•白图泰曾于1325-1332年、1332-1347年、1349-1354年三次随商队长途旅行，一路游历了北非、西非、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中国。他的游记《伊本白图泰游记》，不仅详细记录了沿途的城市景观和风土人情，亦记录了他跟随商队出行的所见所闻。

3. 后文会看到，丝绸之路中的贸易城镇经常采取圆形平面。而至于为什么尚未发现圆形平面的商队客栈或遗址，或需要建筑学从建筑技术、建造传统中解答，也可能由人类学、考古学家从信仰、社会组织和生活模式中去探寻答案。

4. 以上仅列出部分仍存有建筑遗址的商队客栈所在地，而历史上商队客栈的分布范围很可能更广。参见维基百科词条“caravanserai”。

5. 如楼兰出图的一件汉文木简上，记载“建兴十八年三月十七日粟特胡楼兰一万石钱二百。”寿命当时这里已有粟特人居住，且数量不在少数。见参考文献[8]。

6.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为萨珊帝国国教，又称祆教。巴格达的设计师之一也是祆教徒。祆教有天葬传统，常建造一种圆形平面的天葬台。

参考文献（向下滑动）：

1. Paul Groth, Todd W. Bressi. Understanding Ordinary Landscapes[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Dell Upton. Architectural History or Landscape History?[J]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Vol. 44, No. 4, 1991: 195-199.

3. [法]布尔努瓦著. 耿昇译. 丝绸之路[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1: 78.

4. [印]古拉提著. 刘瑾玉译. 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19.

5. [波斯]佚名. 王治来译. 世界境域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07.

6. 季羡林. 商人与佛教[J], 载于季羡林学术著作自选集[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11: 496.

7. 张兴洪. 在“伊斯兰之家”旅行——以伊本•白图泰为例[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S1): 298-302.

8. 李瑞哲. 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的活动特点分析[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3): 37-44.

9. 李瑞哲. 古代丝绸之路商队运营面临的危险以及应对措施[J]. 敦煌学辑刊, 2016(03): 92-103.

10. 李瑞哲. 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的运营方式[J].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2016: 100-115.

11. Khalid Amine. Crossing Borders: Al-halqa Performance in Morocco from the Open Space to the Theatre Building[J]. TDR, Vol.45, No.2, 2001: 55-69.

[12. Huang Huaqing, Xiong Zhekun. Ethnography of Space: A Dynamic Approach towards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 Heritages, with Djemaa el-Fna Square as a Case Study[C]. Proceedings of UIA 2017, Seoul, South Korea.

13. Joseph Rykwert. The Idea of a Town: The Anthropology of Urban Form in Rome, Italy, and The Ancient World[M]. Alphaville Books, 1963: 152-153.

14. Bernard Rudofsky.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 An Introduction to Non-Pedigreed Architecture [M].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1964: 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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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古希腊]希罗多德著, 徐松岩译. 历史[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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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意]卡尔维诺. 张密译. 看不见的城市[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35.

20. 王永平. 全球史视野下的古代丝绸之路[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06): 117-119.

21. [美]陆威仪著. 张晓东, 冯世明译. 哈佛中国史03·世界性的帝国：唐朝[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22. Wilfrid Blunt. The Golden Road to Samarkand[M].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73.

23. 范少言等. 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兴衰[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AC建筑创作》2020年第2期

思辨建筑人类学：建筑学、人类学及跨学科研究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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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

常青 / 同济大学

吴世旭 / 沈阳师范大学

第一届和第二届“建筑人类学”论坛综述李耕

边域的建筑人类学：第三届建筑人类学论坛综述

蔡诗瑜黄华青

倡议书：走向建筑人类学共同体李耕黄华青

跨学科的思想交锋

访谈录：建筑学对话人类学

翁乃群，朱晓阳，单军，周凌，谭刚毅，冯江，杨宇振，鲁安东，李海清，河合洋尚，杨辰，陈晋，张晓春

田野回声——文化遗产的社会学人类学观点与争鸣

朱煜杰燕海鸣齐晓瑾蒋亦凡李光涵李耕

迈向建筑人类学——建筑学和人类学能相互借鉴什么玛丽·施滕德尔巨浪（译）

主旨论文

变迁中的地域：庙宇，信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

迈克尔·罗兰冉光沛张维宸（译）

全球发展再探讨—关于《镜像效应：领土奇谈》一书之反思凯瑞·赛瑞斯张维宸蔡诗瑜黄华青（译）

意馀于形—人类学与民居杂谈阮昕

身体-空间：建筑学与人类学关联性的思考张玉坤

论文

民居、仪式与地方感

从宗族到乡族:闽西芷溪古村跨宗族整合的事件空间与会社组织谭刚毅赵苒婷黄燊*

桂北瑶寨家屋灾后重建与族群特质延续赵晓梅

蒙古族定居住宅中的游牧性及其当代转向

梁宇舒周凌

地方性建筑传统的当代演进：一个民族自建社区的观察潘曦李明松索靖轩*

琴江满族村家屋空间的文化人类学透视刘畅

家门口的交锋：浙东民居入口空间中的社交

闻增鑫张晓春

南疆民居习俗观—基于习俗与空间关系的人类学解读

范峻玮赛尔江· 哈力克

哈尼族苦扎扎节祭祀空间研究

白雪悦郦大方* 钱云

聚居、变迁与认同

滇藏建筑表征变化的内外关联机制探讨吴艳

当代龙脊壮族的社会与空间变迁韦诗誉

坪坦河流域侗族村落的空间、仪式与社会—兼探乡土遗产的系统保护陈筱韩博雅

略论比较法在西南民族民居空间演变研究中的应用

王晖叶佳成明焱

人类学视角下传统瓷业聚落的空间结构—以景德镇老城区为例贺鼎胡萍

井陉古驿道对沿线村落形态的影响研究丁立南

集体记忆视角下鄂西土家族传统村落环境特征研究——以利川市鱼木村为例张权钱云

空间生产与技术实践

一位失败匠人的史学启发——福建寿宁坑底桥匠家族研究刘妍

从爱国主义情感到建筑设计语汇——人类学视野下的近代战争“记忆景观”建构研究高鑫赵欣怡潘一婷

多样对象类别与内部构造关系：文学批评对建筑批评的启示向阳

人类学视野中山东省巨野县前王庄民居营造

刘军瑞胡英盛徐烁

边界跨越与文化流动

丝绸之路上的 “移动聚落”：商队、商队客栈及其空间原型黄华青

滇越铁路对近代中国河口—越南老街的空间塑造廖橙

去疆域化：金沙萨华裔空间的建构策略袁丁

抗战内迁高校战时建筑设计与技术的人类学思考：以中央大学柏溪校区传达室为例朱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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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7月下旬开始陆续发货

敬请期待

图文来源丨黄华青

编辑丨yi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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